2017-12-22 来源： 作者：许岩
   证券时报记者 许岩

  十九大以及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但具体应该怎么走？怎么变？

  在21日召开的国是论坛2017年年会上，与会大咖给出解读。他们认为，十九大之后的转变要先从观察经济的视角转变，淡化GDP增长，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增长动力都要变，而这些变化集中体现在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深刻变化上，必须站在供给侧的角度，站在结构性调整的角度去理解。

  变化一：

  淡化GDP增长金果创新长微博

  与会的多位专家提到进入新时代第一个强调的就是观念、逻辑要变。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指出，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必然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在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情况下，必然要追求高速增长，形成赶超型的经济模式。把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转化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情况下，那就必须摒弃过去的那种赶超型的经济模式，不以GDP论英雄，因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发展的质量不高。

  “因为时代在变，发展阶段在变，所以我们对中国的经济观测也要变，也要有新的视角。”国家统计局党组成员、总经济师盛来运指出，要淡化GDP增长、重视增长方式的转变，要加大改革、出清过剩产能，改变过去的路径依赖，同时，加大创新和新动能的培育，更加重视民生相关的指标，就业、消费、保障等指标。

  盛来运在回应近两年中国经济增速在持续下滑，但为什么他们的判断老是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时表示，大家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观察问题的视角不一样。金果创新长微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指出，当前，不同以往的宏观经济环境，经济发展新常态、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九大之后，分析的视角，判断当前经济，极其深刻的变化突出矛盾和问题，根源是重大的结构失衡导致的经济运行不畅，分析视角不能停留在老的因素，必须有所延伸。

  “中国的经济还是控制得非常不错，新旧动能转化比较好，前三季度增长6.9%，今年全年数据还没有出来，但是应该可以说会首次迎来年度增速的提升。”盛来运指出。

  变化二：

  高质量发展要攻关

  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杨伟民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攻关。这里边有两层意思，一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攻关的过程。要攻什么关呢？就是过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增长动力这个关。二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同高速增长阶段是完全不同的。

  杨伟民指出，高质量增长阶段，消费就会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中高端的个性化消费、多样化消费将成为主流，中等收入群体将成为拉动消费的主体。从产业来看，更多的依靠新产业、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来推动。在产业链、价值链方面，应该比较完整而且主要居于中高端，主要依靠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等产业来推动发展。

  “从要素来看，一方面将更多的依靠科技、人力资本、信息、数据等新的生产要素来推动。另一方面要依靠劳动、资本、土地、资源、能源、环境等传统要素的效率提高来提升。”杨伟民指出，十九大报告讲的攻关期，它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将伴随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也就是到2035年。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珺指出，中国必须从中低端往中高端跃升，而这个跃升的过程，一定要摒弃比较优势理论转向系统集成。他认为，中国企业要把工业、农业、服务业等所有生产力要素集成在一起，向上发展。未来中国经济要进一步腾飞，就一定要把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牢牢地建立在系统集成上。

  变化三：

  宏观调控不同以往

  高培勇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一思想的主线索就体现在党和国家领导经济工作的理念、思想、战略所发生的变化上，而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深刻变化上。

  可以发现，涉及宏观调控的两个方面重要精神，一是要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的变化来完善宏观调控。二是要推动高质量发展，而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实施包括宏观调控在内的若干方面的根本要求。

  “如果说是新任务新部署，那就是要围绕建设有效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来进行宏观调控体系的布局，这是在十九大之后出现的非常重要的变化”，高培勇表示。

  在谈到政策主线时，高培勇表示，以往的宏观调控紧盯需求总量进行对冲性的逆向调节，当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时，就着眼于扩大需求，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时候则着眼于压缩需求，这追求的是短期的稳定，而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比于以往的需求管理强调的是立足于需求侧的调整，“因为是结构调整，而非总量调节，所以瞄准的是提高供给质量，优化供给结构”。

  在谈到减税降费时，高培勇表示，减税降费要和压缩政府支出结合在一起考虑。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我国企业的税负不高，而承担的要素成本偏高，换句话说，是非税负的负担很重，营商环境很不好。他呼吁，为了应对美国减税带来的冲击，我国应该加快关键要素领域的改革。